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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量子论坛金量子.家留言板 → 中午30分 国富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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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午30分 国富论 (73)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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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30分 国富论 (73)  发贴心情 Post By:2019-10-10 11:13:00

第二节 论赋税



               本书第一章说过,个人的私人收入,最终来源于三方面,即地租、利润与工资。每种赋税,归根结底,必定是由这三种之一或三种共同支付的。因此,我将尽可能论述以下各点:第一,打算加于地租的税;第二,打算加于利润的税;第三,打算加于工资的税;第四,打算无差别地加于这三项收入的税。由于分别考究此四种赋税,本章第二节要分为四项,其中有三项还得细分为若干小项。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某些开始虽是打算加于某项资源或收入上的赋税,结果却不是由它们来支付,所以非详细讨论不可。



                在讨论各特殊赋税之前,需列举关于一般赋税的四种原则作为前提。这四种原则如下:



                一、每个国家的国民,都必须尽可能地按照各自能力的大小,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赋税以维持政府。一个大国的人需缴纳的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需按照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利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用一样。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就看对于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必须注意,任何赋税,如果结果仅由地租、利润、工资三者之一负担,其他二者不受影响,那必然是不平等的。关于这种不平等,我就在此稍微提一下,不拟多讲,以后,我只讨论某种特别赋税是怎样不平等的以及它所影响的某种私人收入方面。



                 二、各国民应当缴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缴税的日期、方式及数额,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如若不然,每个纳税人就多少不免为税吏的权力所左右;税吏会借故加重赋税,或者利用加重赋税来恐吓和索贿。赋税如不确定,即使是不专横不腐化的税吏,也会由此变得专横与腐化,何况他们这类人本来就是不得人心的。据一切国家的经验,确定人民应纳的税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赋税即使收得不平等,其害民尚小,但税额如果不确定,其害民甚大。


                三、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应当考虑纳税者的最大便利。房租税和地租税,应在缴纳房租和地租的同时征收,因为这一时期对纳税者最为便利,或者说,他在这一时期最容易拿出钱来。至于对奢侈品一类的消费物品的赋税,最终是要出在消费者身上的。征收的方法,一般都对他极其便利。当他购物时,缴纳少许。每购一次,缴纳一次。购与不购,是他的自由;如果他对这种征税方式感到有困难的话,那只有责备自己了。



                四、一切赋税的征收,需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如人民所付出的,多于国家所收入的,那是由于以下四种弊端:第一,征收赋税可能使用了大批官吏,这些官吏不但要耗去大部分税收作为薪俸,而且在收税以外还勒索人民,增加人民的负担。第二,它可能妨碍了人民的勤劳,使人民对那些会给许多人提供生计和职业的事业裹足不前,并使本来可利用以举办上述事业的资源,由于要缴纳税款而缩减乃至消灭。第三,对于不幸的逃税未遂者所使用的充公及其他惩罚办法,往往使其倾家荡产,从而社会便失去由使用这部分资本所能获得的利益。不适当的赋税,是逃税的一大诱因。而逃税的惩罚,又势必随着诱因的加强而相应地加重。这样的法律,开始是造成逃税的诱因,然后又用严刑征收逃税,并常常按照诱惑的大小而确定刑罚的轻重,给人民设陷阱,完全违反普通正义原则。第四,税吏的频繁到访及令人讨厌的稽查,常使纳税者遭受极不必要的麻烦、困恼与压迫。这种烦扰严格地讲,虽不是什么金钱上的损失,但无疑是一种损失,因为人人都愿意设法来摆脱这种烦扰。总之,赋税之所以往往困扰人民而又无补于国家收入,总不外乎这四种原因。



               上述原则,道理明显,效用昭著,国家在制定税法时,多少都留意到了,都使尽浑身解数,尽可能地保持税收公平。纳税日期及方法,务求确定并便利于纳税者。此外它们都竭力使人民在正常纳税以外,不再受其他勒索。但下面对于各时代各国家的主要赋税的评述,将表明各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并未得到同样的成功。



第一项:出租税和地租税



                    加在土地地租上的赋税,其一,可按照某种标准对各地区评定地租的额度,评定之后就不作改变;其二,税额随土地实际地租的变动而变动,随情况的变化而增减。



                    比如英国,就是采用前一种方法。英国各地区的土地税,是根据一个恒定不变的标准评定的。这种固定的税,在设立之初,虽说平等,但因各地方耕作上勤惰不齐的缘故,久而久之,必然会流于不平等。英格兰由威廉及玛利第四年法令规定的各州区各教区的土地税,甚至在设定之初,就是极不公平的。因此,这种赋税,就违反上述四原则的第一原则了,所幸它对于其他三条原则,却完全符合。它是十分明确的。纳税的时间就是交租的时间,所以对纳税者是很便利的。虽然在一切场合,地主都是真正纳税者。但税款通常是由佃农垫付的,不过地主在收取地租时,必把它扣还佃农。此外,与其他收入相等的税收比较,这种税征收时使用的官吏是很少的。各地区的税额不随地租增加而增加,所以地主由改良土地而多生出的利润,统治者并不分享。固然,这些改良有时会成为同一地区的其他地主破产的原因,但加重某特定地产租税负担的程度,极其有限,不足以阻碍土地的改良及其正常的生产。由于没有减产的趋势,也就不会有抬高物价的趋势,不会妨害人民的勤劳。地主除了要缴纳赋税外,不会有其他不便。



                     英国的地主无疑是由这土地税的恒久不变而得到了利益,但这利益的产生,和赋税本身性质无关,而由若干外部情况决定。



                     英国自从评定土地税以来,各地地租业大为繁荣,一切土地地租无不继续增加,而鲜有跌落,因此,按现时地租计算应付的税额,和按旧时评定实付的税额之间,就生出了一个差额,所有的地主,几乎都按这一差额而得了利益。假使情形与此相反,地租因耕作衰退而逐渐低落,那一切地主就几乎都得不到这一差额了。按英国革命以后的情势,土地税的恒久性,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统治者;假若情势与此相反,说不定就有利于统治者,而不利于地主了。



                     赋税既然以货币征收,土地价值的评估,自然以货币形式表现。自作了此评价以来,银价就十分固定,在重量上和品质上,铸币的法定标准都没有变更。假若像在美洲银矿发现之前两个世纪那样,银价显著上升,则此评价的恒久性将使地主吃大亏。假如像在美洲银矿发现之后一个世纪那样,银价显著跌落,则此评价的恒久性会使统治者的收入大大减少。此外,如货币法定标准变动,同一银量,或被降低为较小的名义价格,或被提高为较大的名义价格,例如,一盎司银,原可铸五先令二便士,现在不照这办法,而用以铸二先令七便士或十先令四便士,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吃亏的是纳税的地主,在后一种情况下吃亏的是收税的统治者。



                     因此,在与当时实际情况差不多的情形下,这种评价的恒久性,就不免要使纳税者或国家感到极大的不便。然而,只要时间过长,这种情况就必定会发生。各帝国虽与一切其他人为的事物相同,总有走上末路的一天,但它们却总图谋永生。所以帝国的任何制度,被认为应与帝国本身同样永久,都不但要在某种情况下是方便的,而且在所有情况下都应该是方便的。换言之,制度不应求其适合于过渡的一时的或偶然的情况,而应求其适合于那些必然的而因此是不变的情况。



                     法国有一些自称为经济学家的学者,他们认为,土地税应随地租的变动而变动,或依耕作状况的进退步而有所升降。这才是最公平的税。他们主张,一切赋税最终总是落在土地地租上。因此,应该平等地根据最后支付的地租来收税。一切赋税应该尽可能平等地落在支付它们的最后租金上,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他们这种极微妙的学说,无非立足于形而上的议论上,我不欲过多地与他们辩论。我们只要看以下的论述就可十分明了:何种赋税,最终出自地租;何种赋税,最终出自其他资源。



                     在威尼斯境内,一切租给农家的可耕土地,都征收约地租十分之一的税。租约要在公家登记册上登记,这登记册由各地区的税吏保管。倘若土地所有者自耕其地,其地租即由官吏公平估定,然后减去税额五分之一。因此,土地所有者对这种土地所纳的赋税,就不是估定的地租的百分之十,而是百分之八了。



                     与英国的土地税比较,这种土地税的确公平得多。但却不是那么确定。税额的评估常常可能给地主带来很大的烦恼,在征收上可能要耗费大得多的费用。

或许可以设计这样一种管理制度,既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上述的不确定性,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上述费用。



                     比如,责令地主及佃农两方,必须同在公家登记册上登记租约。假若一方有隐匿或伪报,即处以相当的罚金,并将罚金一部分给予告发及证实此情况的人,这样,双方伙同骗取公家收入的弊端,可得到有效的防止。而一切租约的条件,就不难由这登记册得知了。



                    有些地主,对于租约的重订,不增地租,只要求若干续租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败家子儿的做法,他们为贪取眼前的现金而舍去价值大得多的将来收入。不用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行为都是有损于地主自己的,但也时常损害佃农,而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对国家有害的。因为,佃农常会因此费去很大部分的资本,从而大大减低其耕作土地的能力,使他感到提供续租金而付较低的地租,反比增付较高的地租更加困难。况且土地税为国家最重要的一部分收入,因此,凡降低佃农的耕作能力从而损害土地税收入的事情,都对国家有害。总之,要求续租金,是一种有害的行为。假若对于这种续租金征收比普通地租重得多的赋税,该行为或可受到阻止,所有有关各方,如地主、佃农、统治者乃至全社会,均将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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