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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量子论坛金量子.家留言板 → 中午30分:《国富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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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午30分:《国富论》(14)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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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30分:《国富论》(14)  发贴心情 Post By:2019-7-11 11:33:00

中午30分:《国富论》(14)





        地主从这种改良所获得的好处,似乎仅仅足以补偿原来开支的费用。在古代耕作中,除葡萄园外,农场中能提供价值最高产品的那部分农地,似乎是便于浇水的菜园。但是被古代人尊为农业耕作技术之父的德谟克利特,在两千年前,写了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他认为,把蔬菜园用围墙圈围起来是不聪明的做法。他认为,菜园的利润不足以补偿石墙的费用,而砖墙(我想他指的是日光晒干的砖)容易被大雨和冬季风暴侵蚀,需要经常修补。科伦麦勒在提及德谟克利特的意见时,不加反驳,但提出了一个省钱的办法:由荆棘和石南做成篱笆。他说,根据他的经验,那是既持久又不易侵入的屏障;然而,在德谟克利特时代,一般人似乎还不知道这种圈围方法。科伦麦勒的意见,首先被瓦罗推荐,以后又被帕拉第乌斯采用。根据这些古代农事改良者的意见,蔬菜园生产物的价值似乎仅足以支付特殊栽培和灌溉所花的费用;因为在靠近太阳的国家,那时和现在一样,认为应掌握水源,以便将其引导至园中的每个地方。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现在都认为蔬菜园只值得用科伦麦勒提倡的围篱方法。在大不列颠及其他一些北方国家,如果不借助石墙,那就不能获得优良的果实。所以,它们的优良果实的价格,必须偿付其生产上必不可少的石墙的建筑费和维持费。常常用果树围墙圈围菜园,这样就使不能用生产物来补偿围墙建筑费和维持费的菜园,也得到圈围的好处。


种植适当而培养完善的葡萄园,乃是农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似乎是古代和现代一切葡萄酒生产国都承认的农业上不容置疑的原则。但科伦麦勒告诉我们,种植新葡萄园有无利益,却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他像一个确实喜好各种新奇植物的人一样,表示赞同种植新葡萄园,并力图通过利润与费用的比较来证明,种植新葡萄园是一种最有利的改良。然而,关于这种新产业计划中利润与费用的比较,通常是很不可靠的,而在农业中尤其如此。如果这类种植所获得的利益,都像科伦麦勒想象的那么大,那么就不会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这种争论。直到现在,在葡萄酒产国中,这还是个争论纷纭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农事作家、高级种植的爱好者和提倡者,通常似乎和科伦麦勒一样,都赞同栽种新葡萄园。法国旧葡萄园所有者阻止种植新葡萄园的焦急心情,似乎可以支持那些作家的意见,并表明那些有经验的人都觉得现今在那个国家种植葡萄,比栽种其他任何植物都更有利可图。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高额利润只能维持到现时限制葡萄自由培植的法律有效时为止。1731年,他们接到政府命令,除非得到国王许可,否则禁止种植新葡萄园,也禁止重新培种辍耕两年的旧葡萄园。要得到国王的特许,须先请州长查验,证明这块土地不适宜于任何其他耕作。当时发布这道命令的托词是谷物和牧羊稀少,葡萄酒过剩。但是,如果葡萄酒过剩确系事实,那么它就会使这种种植的利润降至牧场和谷田的利润的自然比例以下,这样无须上述命令就可有效阻止新葡萄园的种植。关于所谓葡萄园增加,招致谷物缺乏,我们知道,就法国来说,在土地适宜于生产谷物的葡萄产州,谷物耕种得比其他各州都更精细,在勃艮策、吉延、上郎格多克均是如此。一种耕作雇用很多劳动者,必然给另一种耕作的产品提供好市场,从而鼓励另一种耕作。减少购买葡萄酒的人数,无疑是最有效果的奖励谷物耕作的方式。这种方式简直等于通过阻遏制造业来促进农业的政策。


因此,最初要求较大土地改良支出或每年要求较大耕种支出的那些生产,其地租和利润,虽往往大大超过谷物或牧草的地租和利润,但当其超过额仅足以补偿这种额外开支时,那么其地租和利润,实际上是受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

有时也发生这样的情况,适合于栽种某种特殊作物的土地数量太小,不够供应其有效需求。全部生产物可出售给愿出比一般价格略高的那些人。他们所出的价格,稍稍超过作物生产以至上市,按地租、工资和利润的自然比率,或按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在其价格中,除去改良及耕作的全部费用,剩余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和谷物或牧草的同样剩余部分保持一个正常比例,而且可在任何程度上超过。超过额的大部分自然归地主。


例如,葡萄酒的地租利润与谷物、牧草的地租利润之间的通常和自然比例,必须理解为只在生产好的普通葡萄酒的葡萄园才会有。这种葡萄园的土壤,或是疏松,或是含有沙砾,或是含有沙。而所产葡萄酒,除浓度与适合卫生外,又无可以称道的特色。国内普通土地,只能和这种普通葡萄园相提并论,至于有特殊品质的葡萄园,那显然是非普通土地所能媲美。


在一切果树中,葡萄树最易受土壤差异的影响。一般认为,葡萄从一种特殊土壤获得其特殊滋味,任何培育或管理办法都无法做到。这种真实的或想象的味道,有时仅为几个葡萄园产物所特有,有时为小区域中绝大部分葡萄园所共有,有时又为一大州中大部分葡萄园所共有。这种葡萄酒在市场上出售的总量,不够满足有效需求,即不够供应那些愿意支付为生产和运输这种葡萄酒,按一般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或按上述葡萄园所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的人的需求。因此,这总量可卖给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人,必然会把这种葡萄酒的价格抬高到超过普通葡萄酒的价格。这两种价格相差的大小,取决于这种葡萄酒的流行与稀少程度所激起的购买者竞争程度的大小而定。但无论相差多少,其差额的大部分,归于地主。虽然这种萄葡园在栽培上一般都比其他葡萄园更为谨慎周到,但其较高的价格,与其说是慎重栽培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慎重栽培的缘故。就生产这种高价产物来说,由怠慢而产生的损失非常大,所以,即使最不小心的人,也不得不注意。因此,这高价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支付生产所需额外劳动的工资和额外资本的利润。


欧洲各国在西印度拥有的食糖殖民地可与这种贵重的葡萄园相比较。它们的全部产量不足以满足欧洲的有效需求;其全部产量可以卖给愿以超过这产品生产和上市,按其他任何产品通常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的价格而购买的人。在交趾支那,最上等的精制白糖的普通售价为每昆特尔三皮亚斯特,折合英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是波佛尔先生告诉我们的。他对该国农业做过非常仔细的观察。那边所称的昆特尔,重一百五十磅到二百巴黎磅,平均为一百七十五巴黎磅,按英格兰一百镑磅计,其价格为每百磅约八先令英币。这与我们从我们的殖民地输入的红糖或粗砂糖通常支付的价格相比,不及四分之一,与最上等精制白糖相比,价格也不及六分之一。交趾支那的大部分农地,是用来生产大多数国民所需的米麦。在那里,米麦和砂糖的价格,也许具有自然的比例,即大部分农地的各种作物自然而然地成比例,使各地主和各农场主,都尽可能得到按通常原始改良费用和每年耕作费用计算的报酬。但我国蔗田殖民地的砂糖价格,对欧美稻田或麦田的生产物价格,却没有这种的比例。据说,甘蔗栽培者常常希望以糖酒及糖蜜两项,补偿所有的栽培费,而把全部砂糖作为纯利润。就我来说,不敢冒昧确认此系事实。假如确系如此,正如谷物耕作者希望以糖酒及糖蜜两项,补偿其耕作费用,而以全部谷粒作为纯利润。我常常看见,伦敦及其他都市的商人团体,收买我国蔗田殖民地的荒地,托代办人或代理人从事改良和耕作,以期获取利润;虽然距离遥远,而当地司法行政又不健全,不能保障他们的确定收入,他们亦在所不顾。而在苏格兰、爱尔兰或北美产谷区域的最肥沃土地,谁都不想用同一方法来改良和耕作,虽然这些国家的司法行政更加严格,他们渴望得到比较正常的收入。


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由于栽种烟草更为有利,人们情愿栽种烟草,不愿栽种谷物。在欧洲大部分地方,栽种烟草也获得利益。但是,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以烟草为主要课税对象,而大家认为,国内要是栽种烟草,对各栽种地征税,比对输入烟草课关税更为方便,于是大多数地方,竟因此以不合理的命令,禁止栽种烟草。结果,允许栽种烟草的地方,便取得了一种垄断,而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烟草生产量最大,所以它们虽有若干竞争者,却享受这种垄断的大部分利益。可是,栽种烟草,似乎不像栽种甘蔗那么有利。我从来不曾听过,居住在大不列颠的商人,投资改良和培植烟草园。靠种烟草发财由殖民地返国的,也不像由我们蔗岛以生产砂糖发财而返国的那么常见。从殖民地居民乐于栽种烟草,不愿栽种谷物这一事实来看,欧洲对烟草的有效需求,似乎未全部得到供给,但烟草的供给,也许比砂糖的供给更接近有效需求。现在,烟草的价格,也许超过烟草生产和上市,按谷田一般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与利润,但其超过额必定小于现今糖价的超过额。因此,我国殖民地的烟草种植者,像法国旧葡萄园所有者那样,都害怕生产过剩。于是,通过议会法令,限定每个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岁的黑奴,只能栽培烟草六千本,他们认为六千本可出烟草一千磅。他们计算,每个黑奴,除生产这个数量的烟草外,还能耕作玉蜀黍耕地四亩。道格拉斯博士告诉我们(我想他的话未必可靠),他们为防止市场供给过剩,在丰年有时把每个黑奴所生产的烟草,烧去若干,像荷兰人把他们所生产的香料烧去若干一样。如果维持现今烟草的价格,需要采用这种过激办法,那么,栽种烟草优于栽种谷物的好处,即使目前还或多或少存在,恐怕也不会长久继续下去。


因此,生产人类粮食的耕地的地租,支配着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任何特殊作物耕地的地租不会长期低于食物耕地的地租,因为那部分土地定会立即改为他用;要是特殊作物耕地的地租高于食物耕地的地租,那也是因为适合于这作物的土地过少,不能供应其有效需求,属于特殊例外情况。


在欧洲,直接充作人类粮食的土地产品是五谷。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谷田的地租支配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英国不必羡慕法国的葡萄园,也不必羡慕意大利的橄榄园。因为如果没有占据特殊位置,葡萄与橄榄的价值亦需由谷物价值规定,而英国的土地肥沃程度并不比这两国差。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爱吃的植物性粮食,不是谷物,而是另一种植物,并且假设在这个国家的一般土地上通过和谷田耕作相同或几乎相同的耕作,所生产的这种植物量比最肥沃谷田所生产的还要多,那么,地主的地租肯定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在扣除劳动工资、农场主的资本及一般利润后,剩余量肯定更多。不论这个国家劳动的一般工资是多少,较大的剩余量总能维持较大的劳动量,因此,地主也就能购买或支配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换言之,地租的真实价值会更大。


稻田比麦田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据说,每英亩稻田,一般每年收获两次,每次产量三十蒲式耳到六十蒲式耳。因此,虽然耕种稻田比耕种麦田需要更多的劳动,但其产量除了维持劳动外的剩余量也多。因此,以大米为主要粮食的国家和以小麦为主要粮食的国家,前一个国家的地主比后一个国家的地主的所得要多。在卡罗林纳和英领其他殖民地,耕作者一般兼有农场主和地主双重身份,因此,地租与利润混淆在一起。当地的稻田虽每年只收获一次,并且当地人民根据欧洲的习惯不以大米为主要食粮,但是也认为耕种稻田比耕种麦田更为有利。


良好的稻田一年四季都是沼泽地,其中一季充满了水。它除了种稻以外,不适合用作其他任何用途——不适合种麦,不适合放牧,不适合种葡萄,等等。而适合种麦、放牧、种葡萄的土地也不能作为稻田。所以,即使在产米的国家里,稻田的地租也不能规定其他耕地的地租,因为其他耕地不能转化为稻田。


马铃薯地的产量,不亚于稻田的产量,却比麦田的产量大得多。一英亩土地生产一万两千磅马铃薯并不算高产,一英亩地生产两千磅小麦也不算低产。诚然,由于马铃薯所含水分很大,从这两种植物所得的食物或纯粹养料,不能与其重量完全成比例。但是,从马铃薯这块根食物的重量中,即使扣除一半作为水分(这是很大的扣除),一英亩地的马铃薯,仍有六千磅纯粹养料,仍三倍于一英亩麦地的产量。况且,耕作一英亩马铃薯的费用比耕作一英亩麦地的费用少,而就麦地在播种前通常需要的犁锄休种而言,其花费就超过栽种马铃薯的锄草及其他特殊费用。所以,这块根食物,如果在将来成为欧洲某地人民的普通爱好食物,正如米在一些产米国家成为人民的普通爱好食物那样,使得栽培马铃薯的土地面积在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等于现今栽种小麦及其他人类食用谷物的土地面积在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那么同一面积的耕地必能养活多得多的人民。而且,劳动者如果一般都靠马铃薯生活,那么在生产中,除了扣除耕作资本及维持劳动外,还有更大的剩余。这剩余的大部分,亦将属于地主。于是,人口就会增加,而地租也会高出现在的地租许多。


凡是适合栽种马铃薯的土地,也适合栽种其他任何一切有用植物。假如马铃薯耕地,在全部耕地中所占比例,和今日谷田所占比例相同,那么马铃薯耕地的地租,就将像现今谷田地租那样,规定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


我听说,在兰开夏的某些地方认为,燕麦面包对劳动人民来说是一种比小麦面包营养更为丰富的食物。而在苏格兰,我也听到同样的话。我对其真实性总觉有点儿疑问。吃燕麦面包的苏格兰普通人民,一般地说,不像吃小麦面包的普通英格兰人民那么健康那么漂亮;他们既不像英格兰人那么起劲儿地工作,也不像英格兰人那么健康。由于两地的上层人之间没有这种差异,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苏格兰普通人民的食物,没有英格兰普通人民的食物那么适合于人类的体质。但就马铃薯来说,情形却完全两样。伦敦的轿夫、搬运工和煤炭挑夫,以及那些靠卖淫为生的不幸妇女(也许是英国领土中最强壮男子和最美丽女子),据说,这些人的大部分,一般来自只以马铃薯为食物的爱尔兰最下层人民。马铃薯提供最明确的证据,证明它含有营养素,而且特别适合于人类的体质。


马铃薯很难保存到一年,更不可能像谷物那样贮藏两三年。不能在腐烂以前卖出的恐惧,使人不想栽种马铃薯,而在任何大国,马铃薯不像面包那样,成为各阶级人民的主要植物性粮食,这也许是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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