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
统治者或国家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益处的，但就其性质而言，如果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所需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
除上述国防及司法行政两方面所必需的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外，与其性质相同的其他设施和工程，主要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教育上的设施，可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关于青年教育的设施；二是关于一切年龄人民的教育的设施。凡这种种设施和工程所需的费用，该如何最为妥善地支付，在本章这一节分作以下三项研究。
第一项：论便利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
为便利一般商业所需的公共工程和设施
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公共工程。显然，这类工程的建造和维护费用，在社会不同时期也极不相同。一国公路的建设费和维护费，显然必随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而增加，换言之，必随公路上所搬运货物的数量及重量的增加而增加。桥梁的支持力，一定要适应桥上车辆的数量和重量。运河的深度及水量，一定要适应货船的数量及吨位。港湾的大小，一定要与停泊的船的数量成比例。这类公共工程的费用，似乎不必由通常所谓的国家收入来开支。在许多国家，国家收入的征收和动用都是委之于行政当局的。这类工程的大部分可以如此管理，使它们自身提供足以支付自己费用的特别收入，而无需增加社会的负担。
例如，在大多数的场合，公路、桥梁、运河的建筑费和维护费，都可通过对车船收取小额的通行税来获得；港湾的建筑费和维护费，都可通过对装卸货物所收的小额港口税来获得。此外，为便利商业而铸造货币的设施，在许多国家，不但能开支自己的费用，而且能对统治者贡献一笔小收入，即铸币税。另一设施，即邮政局，几乎在一切国家，除提供本身的开支外，还给统治者带来一项极大的收入。
车辆通过公路或桥梁，船舶通过运河或港口，如果按照其重量或吨数的比例缴纳通行税，那么，它们就可以说是恰恰按照其所加于各项公共工程的损耗的比例支付其维持费。似乎这是维持这些公共工程的最公平的办法了。况且，这通行税虽由贩运者支付，他只不过暂时垫支，结果仍是转嫁在货物价格上，由消费者负担。同时，因为有了这类公共工程，货物的运输费大大减少了，消费者虽然担负了这通行税，却比在没有这类公共工程时，能购得较便宜的货物，因为货物价格由通行税抬高的程度，究竟不及其由运费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所以，最终支付这种税的人，所得的利益多于所受的损失。实际上，他不过是舍弃了所得的一部分。似乎再没有一种更公平的征税方法了。
就车辆而论，如果以重量为标准，对极尽奢华的车辆和对四轮大马车、驿递马车等所征的通行税，略高于对不可缺少的车辆，如两轮运货马车、四轮马车等所征的税，那就可毫无困难地使懒惰与虚荣的富人对贫民的救济作出贡献，换言之，使运往国内各地的笨重货物的运费减低若干。
公路、桥梁、运河等如果按照这种方式，由利用它们的商业来建造和维持，那么，这种工程就只能在商业需要它们的地方兴建。此外，建造的费用，建造的华丽规模，也必须与该商业的负担能力相称。宏伟的大道，断不能在无商业可言的荒凉国家内建造，也断不能单为通达州长或州长所要献媚的某些大领主的乡村别墅而建造。同样的，不能在无人通过的地方或单为增益附近宫殿凭窗眺望的景致，而在河上架设大桥。这类事情，在公共工程建设费不由该工程本身提供的费用而由其他收入开支的国家，有时亦有发生。
欧洲许多地方的运河通行税或水闸税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些人为保持这种利益，自然竭力维护这运河。如果不加以相当的修理，航行必然会停止，而他们由通行税所获的全部利益，也就将跟着消失。如果运河的通行税，交给那些没有利害关系的管理人员去征收，他们对于这项工程的维持，一定不会像个人那样在意。兰格多克运河，是由法国国王及兰格多克州拿出一千三百万利弗建造的；一千三百万利弗，按上世纪末每马克银合二十八利弗的法国货币价值计算，约合九十万英镑。这个大工程完成时，人们觉得最妥善的维护方法，就是把这运河的全部通行税，赠给设计并监督这项工程的技师里格。这项通行税现已成了里格后代子孙的一大宗收入。因此他们非常注意这条运河的修理。假使当时没有想出这妥善的方法，而把通行税交给一帮利不关己的管理人员，那么这通行税全部恐怕都要消费在装饰性的不必要的用途上了，而这工程最重要的部分则任其塌毁。
维护公路的通行税，却不能随便赠予个人，作为他个人的收入。因为，运河不加修理，会变得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不加修理，却不会完全不能通行。因此，收取公路通行税者，尽管全不修理这道路，这道路却依然可以一分不少地给他提供通行税。所以，维持这类工程的通行税，应当交由管理人员或保管人员去管理。
一项公共工程，如不能由其自身的收入维持，而其便利又只限于某特定地方或某特定区域，那么，把它放在国家行政当局管理之下，由国家收入来维持，就不如把它放在地方行政当局管理之下，由地方收入来维持，这样更为妥当。比如，伦敦市的照明与铺路费用，如由国库开支，那街上所点的灯所铺的石，能做到现在这样完善，其费用能像现在这样节省吗？况且，这费用如非取自伦敦各特定街坊、教区及市区的居民所缴纳的地方税，那势必要从国家的收入项下开支，其结果是国家中不能受到这街灯利益的大部分居民，就要无端分摊这些费用了。
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管理各自的收入，固然有时不免发生弊病，但是，这种弊病与大帝国收入管理时发生的弊病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况且，与后者所生的弊病比较，前者的弊病，容易矫正得多。在英国，在地方或州治安官的管理之下，乡下人民为修葺公路，每年需提供的六日劳役，这种劳役在使用上也许并不得当，但从没有发生虐待和压迫的行为。在法国，此项劳役归州长管理，但不一定比英国用得适当，而强征勒索的举动，往往极尽惨酷暴戾之能事。法国人所谓的强迫劳役制，成了官吏鱼肉人民的主要工具，如果某教区或某村社不幸为官吏所嫉恶，便往往借此施以惩罚。
便利特殊商业的公共工程和设施
上述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其目的在于便利一般商业。对于某些特殊商业的便利，则有待于特别的设施，又要求有特别的支出。
与野蛮未开化国家通商，常需要特别保护。普通仓库和客栈的设备，决不能保障非洲西部海岸贸易商人的货物。为防止地方土人的劫夺，对于积货场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建筑防御工事。印度人本来是温顺和善，但因印度政府漫无秩序，所以，欧洲人与其贸易，亦有做同样警戒的必要。英法两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所拥有的几个最早堡垒，就是借口防备暴力，保护生命财产而获准修建的。一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自不容外人在本国领土内建筑堡垒，在这种场合，就有互派大使、公使或领事的必要。自己国民间发生争执，公使或领事可依从本国习惯予以处决；自己国民与当地人之间发生争执，他可凭外交官的资格，比任何私人更有权力出来干涉，给予国人更多的保护。国家常常专为商业上的利益，需要在外国派驻使馆，本来无论就战争还是同盟关系说，都不需在这些外国设立使馆的。英国在君士坦丁堡首派大使的原因，是土耳其公司的商业。英国派驻俄罗斯的最早的大使馆，完全是起因于商业上的利益。欧洲各国人民因商业利害关系不断发生的冲突，恐怕就是欧洲各国即便在和平时期也在一切邻国永久派驻公使的原因。这个前所未闻的制度，其开始发生，似乎不过是在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初，也就是说，不会早于商业贸易开始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国家，欧洲各国开始注意到商业利益的时候。
国家为保护某一商业部门而开支的特别费用，如通过向该商业部门征收适当的税来弥补，当不失为公允。例如，在商人开始营业时，征以小额的营业税，或更公平的是，对商人从特定国家输入或向特定国家输出的货物，抽若干成特定的税。据说，最初建立关税制度，就是为了支付保护一般贸易免受海盗抢劫的费用的。但是，如果认为保护一般贸易用去的费用，理应取自征收在一般贸易上的税，那么，为保护特殊贸易用去的特别费用，照理也应取自对该贸易所征的特殊税收。
保护一般贸易，常被视为国防的重要工作，因而也就成了行政当局一部分必尽的义务。结果，一般关税的征收及应用，就往往委托行政当局。特殊贸易的保护，既是一般贸易保护的一部分，也是行政当局应尽义务的一部分。如果国家的行动总是前后一致的，则为保护特殊贸易而征收的特殊税收，自当同样交付行政当局管辖。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无论从哪方面说，各个国家的行动常是矛盾的。欧洲大部分商业国家，就有若干商人集团，说服了立法机构，把行政当局这方面的义务，以及必然与这义务相关联的一切权力，统统交给他们执行。
这些公司自担费用来创办政府部门不敢贸然尝试的某些商业部门，它们对该部门商业的创建或许是有所帮助的。但最终它们全无例外地或成为累赘或成为无用，它们对贸易经营不当，而且经营范围狭窄。合组公司就是不以联合资本进行贸易，凡具有相当资格的人，都可缴纳若干入伙金，加入组织，并遵守公司章程，但各自的资本由各自经营，贸易危险亦由各自负担。当他们以共同资本进行贸易时，各股员对于贸易上的利润或损失，都按其股份比例分摊。这种公司，称为合股公司。这些合组公司或合股公司，有时拥有专营的特权，有时又不拥有这种特权。
